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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佚名

资治通鉴第三十四卷

汉纪二十六 孝哀皇帝中建平二年(丙辰、前5)

  汉纪十二六 汉哀帝建平二年(丙辰,公元前5年)

  [1]春,正月,有星孛于牵牛。

  [1]春季,正月,有异星出现在牵牛星旁。

  [2]丁、傅宗族骄奢,皆嫉傅喜之恭俭。又,傅太后欲求称尊号,与成帝母齐尊;喜与孔光、师丹共执以为不可。上重违大臣正议,又内迫傅太后,依违者连岁。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师丹以感动喜;喜终不顺。朱博与孔乡侯傅晏连结,共谋成尊号事,数燕见,奏封事,毁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2]丁、傅宗族的人骄横奢侈,都对傅喜的谦恭节俭十分忌恨。还有,傅太后要求称尊号,想与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一样尊贵,傅喜与孔光、师丹共同坚持认为不可以。哀帝难以违背朝廷大臣的正当议论,又内受傅太后的逼迫,犹豫不决,拖延了一年多。傅太后大发雷霆,哀帝不得已,就先把师丹免职,希望借此使傅喜受到影响和触动。傅喜却始终不顺从。朱博与孔乡侯傅晏勾结,共谋促成变更傅太后的尊号。他们多次在皇帝闲暇时被召见,并经常呈递密封奏书,攻击诽谤傅喜以及孔光。丁丑(疑误),哀帝下策书免去傅喜的官职,以侯爵的身份离开朝廷,返回宅邸。

  御史大夫官既罢,议者多以为古今异制,汉自天子之号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而独改三公,职事难分明,无益于治乱。于是朱博奏言:“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为序,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也。臣愚以为大司空官可罢,复置御史大夫,遵奉旧制。臣愿尽力以御史大夫为百僚率!”上从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为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阳安侯明为大司马、卫将军,置官属;大司马冠号如故事。

  御史大夫的官位既已撤销,很多人认为古今制度不同,汉朝上自天子的称号,下至佐史的名称,都与古时不同,而单单改三公,职权责任难以分明,对治理国家的混乱,没有益处。于是朱博奏言:“依照前例:选拔郡国守、相,考绩优异者,可被定为官秩中二千石的高级官员。再从中二千石的官员中物色御史大夫的人选。御史大夫能任职的,则晋升为丞相。这样晋升官位有一定的顺序,目的在于尊崇圣德,加重国相的权威。现在中二千石的官员,不经御史大夫这一官阶,就直接被任命为丞相,权威轻,不是加强国家的统治的方法。我愚昧地认为,大司空官职可以撤销,应重新设置御史大夫,遵照奉行旧的制度。撤销大司空后,我愿在较低一阶的御史大夫的官位上尽力供职,成为百官的表率!”哀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夏季,四月,戊午(初二),改变朱博的官职,拜为御史大夫。又任命丁太后的哥哥、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设置官属。大司马的头衔如同旧例。

  [3]傅太后又自诏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与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不宜奉朝请,其遗就国!”

  [3]傅太后又亲自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说:“高武侯傅喜,附会臣下,欺骗主上,与前任大司空师丹同心背叛,不听教令,损害宗族。不应给予奉朝请的名义,再让他朝见皇帝,立即遣送他回封国去。”

  [4]丞相孔光,自先帝时议继嗣,有持异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与朱博为表里,共毁谮光。乙亥,策免光为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

  [4]丞相孔光,自先帝讨论立皇位继承人时,就对定陶王持有异议,因而与傅太后和哀帝有嫌隙,后来又大大违逆傅太后的旨意。于是傅氏在朝廷任官的人,与朱博内外勾结,共同诋毁孔光。乙亥(十九日),哀帝下策书罢免了孔光的官职和爵位,贬为平民。任命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封阳乡侯。又任命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当二人准备登殿接受皇帝的策书时,忽然传来一种宏大的声音,象钟鸣一样,殿中的郎、吏和阶前的武士,全都听到了。

  上以问黄门侍郎蜀郡诗。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奈何独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大万数,使奴从、宾客,浆酒藿肉,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为皇天的儿子,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是为上天象牧养牛马一样牧养人民。对待人民应当一视同仁,就如《尸鸠》一诗中尸鸠爱它的七个儿子一样。而今贫民连菜都吃不饱,又衣衫褴褛,父子、夫妇不能相互保全,实在令人酸鼻。陛下若不救助,将让他们到哪里去讨生路呢!为什么只供养外戚和弄臣董贤,给他们大量赏赐,以巨万来计算!使他们的仆从、宾客把酒当水,把肉当豆叶来挥霍,他们的奴仆侍从都因而成了富翁。这不是皇天的本意啊!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足以移众,强可用独立,奸人之雄,惑世尤剧者也,宜以时罢退;及外亲幼童未通经术者,皆宜令休,就师傅。急徵故大司马傅喜,使领外亲;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经皆更博士,位皆历三公;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众,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宣语虽刻切,上以宣名儒,优容之。

  “再说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却被封爵。官爵,并不是陛下的官爵,乃是天下的官爵。陛下选取之人不配受此官,此官也不应加给此人,却希望上天高兴,民众心服,岂不困难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才足以改变众人的观点,强悍能够独立,这是奸人中的魁首,乱世惑众最为厉害的人物,应及时罢黜斥退他们。那些外戚和幼童不懂儒学经术的,都应让他们辞职,去找老师学习儒术。请速征召前大司马傅喜,使他领导外戚。前大司空何武、师丹、前丞相孔光、前左将军彭宣,儒学经术都学自名师,而官位都高列三公。龚胜任司直,郡国都慎重地向朝廷推荐人才。这些人都可委以重任。陛下前些时因一点小事不能容忍,就罢退了何武等人,使天下人失望。陛下对那么多没有功劳德行的人尚且能容忍,难道不能容忍何武这些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把天下人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不能光图自己高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鲍宣措词虽然尖刻激烈,但哀帝因为他是名儒而优待宽容了他。

  [11]匈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黄门郎扬雄上书谏曰:“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11]匈奴单于上书汉朝,请求明年到长安朝见天子。这时哀帝正患病在身,有人说:“匈奴从黄河上游的方向来,气势压人,不利。自黄龙、竟宁年间起,单于每到中原朝见,中原就会发生大变故。”哀帝因而感到为难,询问公崐卿,公卿也认为朝见一次要白白花费国库很多钱,可以暂且拒绝。单于使节告辞离去,还没动身,黄门郎扬雄上书规谏说:“我听说,儒学《六经》中所说治理国家之道,推崇在变乱未形成时就把它消弭于无形。军事上的取胜之术,推崇不通过战争厮杀就把敌人制服。以上二者都是高明精妙的策略,然而也都是大事之本,不能不留意。现在单于上书请求朝见,汉朝不准许而辞谢。我愚昧地认为,汉朝与匈奴之间从此种下了嫌隙猜忌的种子。匈奴原本是五帝不能使其臣服,三王对其无法控制的强国,不能使汉匈之间产生嫌隙猜忌是至为明显的。我不敢追溯太远的历史,谨以秦朝以来的史实说明这个问题: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棘门、细柳、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虏名王、贵人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以秦始皇的强大,蒙恬的雄威,仍然不敢窥伺西河,而是修筑长城作为边界。等到汉朝兴起之初,以高祖的威力和英明,三十万汉军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当时高祖手下,善于出奇计的谋士、筹划决策的谋臣非常多,最后所以能脱身的原因,世人无法知道,因而也无法言说。又如吕后时,匈奴悖理傲慢,幸赖大臣们灵活处置,将言辞谦卑的回信送给单于,才把危机化解。到了孝文帝时,匈奴大举侵犯北部边境,侦察骑兵甚至深入雍城、甘泉,京师震骇。朝廷派三位将军率军驻扎在棘门、细柳、霸上以防备匈奴,数月才撤回。孝武皇帝即位,设下马邑之谋,想引诱匈奴主力深入,结果白白浪费钱财,劳顿军队,连一个匈奴人都没看见,更何况单于本人的面目呢!此后,武帝深思国家存亡大计,规划安定万年的策略,于是动员数十万大军,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前后十余年,渡过西河,横穿大漠,攻破颜山,袭击单于王庭,跑遍了匈奴的国土,追逐奔逃的单于和匈奴的残兵败将,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到达瀚海,擒获名王、贵族数百人之多。自此之后,匈奴震惊恐惧,越发迫切要求和亲。然而,仍不肯向汉朝称臣。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逸,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再说,前世之人难道乐于耗费无法计量的钱财,征发无罪的国民,到边塞狼烟以北去求一时痛快吗?那是由于没有一次的辛劳,就得不到长久的安逸;不暂时花费钱财,就不能有永远的安宁。因此狠下心投入百万大军、摧之于饿虎之口,搬运国库的钱财,填平匈奴卢山的沟壑,而不后悔。到本始初年,匈奴有凶暴不驯之心,企图劫掠乌孙,侵夺乌孙公主。于是朝廷派五员大将,率领十五万骑兵去袭击他们。当时很少有所斩获,仅仅是宣扬了我朝的武威,表明我军势如万钧雷霆,行动如疾风罢了。虽然空去空返不失兵卒,但由于没有斩获,朝廷还是诛杀了两位将军,因为北方的蛮族不顺服,中原就不能高枕安卧。及至元康、神爵年间,朝廷政治异常清明,社会风气十分良好,皇恩广施。而匈奴发生内乱,五个单于争夺王位。日逐王和呼韩邪单于率领本国百姓崐死心踏地归顺朝廷,匍匐称臣,然而朝廷仍然对他们采取笼络政策,打算不把他们置于直接统治之下。自此以后,匈奴希望朝见的,朝廷不拒绝,不想来的,也不勉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外国人天性凶猛好怒,体魄魁梧健壮,凭借一身蛮力和盛气,教化他们从善很难,引导他们作恶却很容易。他们性格倔强难以屈服,与他们保持和平状态十分难得。所以他们未顺服时,朝廷劳师远攻,耗尽国力,伏尸沙场,血流成河,攻坚破城,打败敌人,是那样的艰难;已经降服之后,朝廷慰藉安抚,赠送礼物,接待的礼节隆重威严,是这样完备周详。过去汉军曾攻破大宛的都城,踏平乌桓的堡垒,袭击姑缯的大营,扫荡荡姐的战场,砍断朝鲜的旌旗,拔取两越的旗帜,历时短的战役,不过一个月,长的也不超过半年,就已在蛮夷王庭耕田种植,扫除原来的聚落设置郡县,犹如云被扫净,席被卷起,不给后世留下祸根。唯独北方的匈奴却不能如此,他们才是中国真正强硬的敌手,与东西南三方的敌人相比有天壤之别。前世对匈奴甚为重视,现在也不能轻易改变态度而等闲视之。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兵革不用而忧患不生。不然,一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书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赐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未发,会病,复遣使愿朝明年;上许之。

  “而今,匈奴单于归心仁义,怀着诚恳之心,准备离开王庭,来长安朝见陛下,这乃是前代遗留下的和平之策,神灵所盼望出现的太平盛景。国家虽然为此要有所破费,也是不得不如此。怎么能用‘匈奴从上游来,气势压人’这样的话加以拒绝,推说以后再来而不约定确切日期,使匈奴与朝廷疏远,勾消往昔的恩德,打开将来的裂痕!如果单于由猜疑而生嫌隙,含恨在心,仗恃以前有和好之言,将借着上述那些话,把怨恨归于汉朝,趁势断绝与汉朝的关系,最终放弃臣服之心。那时,威慑不住他,劝谕不了他,怎能不成为大患呢!眼明的人能看到无形的东西,耳聪的人能听到无声的音晌,假如真能事先防患于未然,即使不动兵革,也会令忧患不生。否则,一旦产生嫌隙之后,虽然智者辛苦策划于内,善辩者出使奔忙于外,还是不如嫌隙没有发生的时候。况且从前开拓西域,制服车师,设置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三十六个城邦国家,岂是为了防备康居、乌孙能越过白龙堆沙漠,进犯我西部边境呢?乃是为了扼制匈

  奴。一百年艰苦奋斗获得的和平安定局面,却要在一天之内破坏掉;花费十分费用取得的胜利成果,却因爱惜一分而令其全部付之东流,我私下里为国家感到不安。望陛下在尚未发生变乱和尚未爆发战争时稍加留意,以遏止边疆战祸的萌生!”奏章呈上,哀帝醒悟,于是召回匈奴使者,更换致单于的国书,表示允许单于朝见。随后赏赐扬雄丝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还未动身,就赶上生病,于是又派使节到汉朝,希望将朝见推迟一年。哀帝同意了。

  [12]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害其宠,孔乡侯晏与息夫躬谋欲求居位辅政。会单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为:“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疑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强盛,东结单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势以并乌孙;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诈为卑爰使者来上书,欲因天子威告单于归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闻焉;则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者也。”

  [12]董贤尊宠日盛,丁、傅两家之人十分嫉妒他的得宠。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划取得辅政大臣的地位,正巧匈奴单于因病不能来朝见,息夫躬趁机上奏,认为:“单于应当在十一月入塞,后来自己说有病不能来,怀疑可能有其他变化。乌孙两位昆弥势力弱,逃亡在外的卑爰则强盛,他东去与匈奴单于勾结,还派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侍奉单于,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被吞并后,则匈奴势力强盛而西域陷于险境。可以让归降朝廷的西域胡人假扮卑爰的使节来长安上书,请求借天子之威对单于施加压力,让其归还人质,崐趁把奏书交与主管机关处理时,让匈奴的使者知道。这就是所谓:‘上等的战术是破坏敌人的谋略,其次的是断绝敌人的外援。’”

  书奏,上引见躬,召公卿、将军大议。左将军公孙禄以为:“中国常以威信怀伏夷狄,躬欲逆诈,进不信之谋,不可许。且匈奴赖先帝之德,保塞称藩;今单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贺,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臣禄自保没身不见匈奴为边竟忧也!”躬掎禄曰:“臣为国家计,冀先谋将然,豫图未形,为万世虑。而禄欲以其犬马齿保目所见。臣与禄异议,未可同日语也!”上曰:“善!”乃罢群臣,独与躬议。

  奏书呈上,哀帝召见息夫躬,然后召集公卿、将军,举行大规模的讨论。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经常依靠威望和信义,令蛮族归附,而伏首听命,息夫躬却先设诈谋对付匈奴,进献这种不讲信义的计策,是不能允许的。况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自称藩属,替汉朝保卫边塞。现在单于因患病不能来朝贺,派使者前来陈告,并不失臣子的礼节。我公孙禄敢保证,直到我死,也不会看到匈奴成为边境的忧患。”息夫躬拉扯公孙禄说:“我为国家着想,才希望在事变未发生前,就先设下防范的计策,预先推测出还未形成的阴谋,我这是为万世安危着想,而公孙禄却只想以他的有生之年保证看不见事变,我与公孙禄的不同意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哀帝说:“好!”便命群臣退下,单独与息夫躬磋商。

  躬因建言:“灾异屡见,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上然之,以问丞相嘉,对曰:“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下民微细,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辩士见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历,虚造匈奴、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非应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车驰诣阙,交臂就死,恐惧如此,而谈说者欲动安之危,辩口快耳,其实未可从。夫议政者,苦其谄谀、倾险、辩惠、深刻也。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败其师,其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于后世。愿陛下观览古戒,反复参考,无以先入之语为主!”上不听。

  息夫躬乘机建议说:“灾异屡次出现,恐怕一定会有非常的事变。可以派遣大将军巡查边塞部队,整顿武备,斩一个郡守以树威,震动四边蛮族。用这个方法应合天象应异。”哀帝认为有道理,就用这个建议去询问丞相王嘉。王嘉回答说:“我听说引导下民,靠行动不靠言辞;应验天变,靠实质内容而不靠表面文章。下民虽然卑微弱小,仍然不可以对他们使用诈术,更何况对于上天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上天显示变异,是用来告诫人间的君王,想让他们觉悟,改正过失,诚心诚意推行善政,民心欢悦,上天就满意了。善辩之士只看见事物的某一方面,有时荒谬地用自己的意思附会星象,凭空捏造出匈奴、西羌将要发难的预言,谋划大动干戈,设下权变的计策,这不是应合上天的正道。郡太守、封国相有罪,就应驱车奔驰到皇宫门前,反缚双臂赴死,恐惧到如此地步,而摇唇鼓舌之人却妄图动摇国家的安全,把国家推向危难,雄辩的口舌只图一逞痛快罢了,实际不可听从。讨论国家大事,最让人头痛的是那些谄谀、阴险、诡辩、用心恶毒的建言。从前,秦穆公不听从百里奚、蹇叔的劝告,因而军队大败。他悔过自责,痛恨那些误国的大臣,想起白发老人的忠告,作《秦誓》以悔过,并得以名垂后世。愿陛下观览古代的戒鉴,反复思考,不要被先提出的建议所左右。”哀帝不听他的劝告。 [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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