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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三策重点举措

作者:佚名

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3.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
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天人关系说先秦时就有之,但董仲舒杂揉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援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 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
董仲舒认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繁露·玉杯》)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天人感应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以天象示警,异灾谴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汉书·董仲舒传》)

这就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规柬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

    “天人感应”为历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响深远。天人感应对皇帝的警策作用,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光武帝等几个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已诏。后世帝皇逢灾荒年实行免租减赋、开仓赈灾等措施无不深受天人感应的影响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可以看出:一方面儒家通过君权神授论竭力为君权(政权)的合理性作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次依托君权(政权)来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儒家又通过天人感应论,假上天之威,对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注意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旨意来行事。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这样就实现了儒家对君权的限制和控制。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使得儒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

在治国方面,董仲舒言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 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汉书·董仲舒传》)

因此他主张“德主刑辅、重德远刑”,并以春秋决狱,来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认为人君应当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伦纲常。孔孟认为人间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则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原先儒家主张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并认为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变。

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根基。但是在同时又起到了制衡君主权力这样一个目的,”三纲”里的”父为子纲”,使得皇帝(天子)也要”事天以孝道”,皇帝也必须信奉天人感应,施行仁政。


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


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是单纯以尊儒为目的,它的目的是树立一种国家唯一的统治思想,用思想上的统一来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服务。他对汉武帝说过这样一段话“《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

这段话表明人文学术脱离不了政治,坦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旨在支持政治。董仲舒比李斯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既不“焚”也不“坑”,而是用文化统治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禁绝其它各家的思想和著述,只是在选拔人才和统治思想上不取其它诸家。他向汉武帝建议要“明教化”、“正法度”,力主实行“德主刑辅”的仁政,希望通过广设学校,来散布儒家道德礼仪,维护儒家地位和君主专制政权。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因此帝王君临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 (《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反对“郎选”、“任子”和“货选”等汉代官吏选拔制度。呼吁:“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提倡建立新的人才拔擢制度。认为设学校以广教化,这是巩固统治的关键堤防。

汉武帝于是从其所议,“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选贤才,举孝廉,郡国岁献二人,著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汉书·董仲舒传》)

教育、选官等制度服务于儒家,为儒生进入政治权力机构,参与权力运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儒生逐渐成为政治思想界的决定性力量,有利的维护了儒家的独尊地位, 董仲舒还极其推崇《春秋》。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义之大者也…….《春秋》,礼仪之大宗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董仲舒认为《春秋》的宗旨是辨是非,正名分。认为孔子是带着政治目的作《春秋》的,《春秋》是孔子仁义道德和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董仲舒的学说是从维护汉朝的大一统出发的,他援引“春秋大一统”之精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把封建的大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改之事。他认为应该损抑诸侯,尊王襄夷,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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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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