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政治
霍光秉政
汉昭帝即位后，因年幼，遵从武帝遗照，由霍光辅政。燕王刘旦等阴谋叛乱时，刘弗陵和霍光君臣相互信任，在朝廷安危的关键时刻，平定了政变，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其后，昭帝在霍光辅政下，沿用武帝末期的严刑峻法制度，重视吏治，调查民间疾苦及冤案、官吏失职等事宜，处置纵容反叛的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冯翊贾胜胡等人。并先后四次察举贤良，任命杨敞为相，隽不疑为京兆尹等，明经治狱。
因内外措施得当，使得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衰退趋势得以扭转。西汉自文景之治后被武帝穷兵黩武政策所耗空的国力开始得到了恢复，为“昭宣中兴”揭开了序幕。
盐铁之议
汉武帝时期施行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是在反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的。虽然充裕了国家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 ；但是这些政策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阶层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红再税”、“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的局面。
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昭帝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双方就民间疾苦的原因、对匈奴的政策、施政方针和治国理念等多方面展开了激烈交锋（史称“盐铁之议”）。
会议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争论双方的观点对昭宣时期汉王朝的统治政策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主流上看，大权在握的霍光基本上坚持了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中所制定的政策，推行“与民休息”的措施，将公田与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这些措施符合贤良文学提出的“行仁政 ，以德治国”的意见。贤良文学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成为政治舞台上一股活跃的力量。
军事
加强北方戍防
汉昭帝时，乌桓逐渐强大，匈奴也趁机数犯汉边。后元二年（前87年）冬，匈奴入侵北方国境，
杀略吏民；朝廷征募能征善射的士兵，屯田于张掖郡，派左将军上官桀巡视北部边疆。始元二年（前85年），左谷蠡王在卫律等支持下继 位，称壶衍鞮单于，改与汉通好，并释苏武归汉。不久，匈奴又发兵两万骑掠汉塞，昭帝派兵出击，活捉瓯脱王，从此匈奴不敢再入侵张掖郡。
元凤三年（前78年）冬，匈奴壶衍鞮单于怨恨乌桓为汉朝倾力侦察动静，遣骑兵两万袭击乌桓，乌桓猝不及防，伤亡惨重。昭帝遣度辽将军范明友率军出辽东，迎击匈奴军，匈奴撤兵。范明友遂遵从霍光“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 的筹划，乘乌桓遭匈奴袭击之机， 驱兵直奔乌桓， 一举击杀其乌桓三名首领并部众六千余人，得胜还师。
元凤六年（前75年），乌桓再次发兵犯幽州，范明友率军出击，再次击退乌桓。 随后，昭帝调整北方防务，缩减玄菟郡疆界、设立金城郡，并招募郡国民众修筑防御工事。
平定西南叛乱
汉武帝刘彻驾崩后，西南部分地区开始不服汉朝统治，多次发生反叛。始元元年（前86年）夏，益州等地二十四邑夷民反汉，汉昭帝遣水衡都尉吕破胡，率军迅速将其平息，划分河内归属冀州、河东归属并州。始元四年（前83年），西南姑缯、叶愉等夷民部落再次起兵反汉，昭帝复命吕破胡率军征讨。由于吕破胡此次未能迅速进抵益州，致益州太守被杀，死伤四千余人。
始元四年（前83年）冬，为平定反叛，西汉朝廷又命汉朝将军王平、田广明率部征讨，并调句町侯毋波的亲兵武装配合，至始元五年秋，汉军捕斩夷民三万余人，虏获牲畜五万余头，遂平益州郡，钩町侯毋波斩首捕虏有功，封为句町王，封邑句町国，享受国县并置的特殊待遇。
经济
武帝晚期，因对外战争、封禅等造成国力严重损耗，发布《罪己诏》，及时扭转了对国内外的方针政策。昭帝即位后，延续了武帝末期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内继续休养生息，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并躬耕于钩盾弄田、上林苑，示民从事农桑，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减免穷困百姓的负担，昭帝多次颁布了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的诏令，凡遇郡国遭受水旱及地震灾害，当年租赋徭役皆免，并颁布“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废除了律外苛税。
同时，采纳盐铁之议时，贤良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类专卖，免去酒类专卖官吏；并罢不急之官，体民间疾苦。在昭帝一系列措施下，汉武帝奢侈无度、连年征战所导致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形势终于得以显著扭转。因此，昭帝之世，“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外交
北方边境：昭帝一方面加强北方戍防，多次击败进犯的匈奴、乌桓等，另一方面重新与匈奴和亲，并派使者要求放回苏武等人，以改善双方的关系。
西南边境：加封钩町侯毋波为句町王，使其掌管封地句町国，以稳定西南的政局稳定。
西域方面：因龟兹、楼兰联合匈奴，杀汉使官，元凤年间，派傅介子出使大宛前去问责，使龟兹王和楼兰王服罪，并于龟兹斩杀了匈奴使者。元凤四年（前77年），昭帝再次派遣傅介子前往楼兰，傅介子以发放汉廷赏赐为名，携带黄金锦绣至楼兰，于宴席中斩杀楼兰王安归，另立在汉楼兰质子尉屠耆为王，改国名为鄯善，迁都于扜泥城，成功解决了西域问题。
文化
汉武帝时期创建太学，但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专掌经学传授的官员），到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逐渐得到了入仕的机会。
在对待秦朝的思想方面，西汉的官方历史意识，在汉武帝之后开始发生变化，从含糊的泛泛否定转而为总体否定，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对秦文明的分析态度开始消失，尤其体现在贤良文学者的议论中。在桓宽《盐铁论》中，就有不少涉及批判秦文明的篇章：《诛秦》、《周秦》、《伐功》、《申韩》、《备胡》等。
另外，昭帝时期还是汉代漆器生产的发达时期；元凤年间的沂水鲍宅山凤凰画像是现存最早的画像石；最早的完整箭支，也是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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